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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封闭的公共空间：民国农村妇女的文艺生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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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表3 浮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妇女班成员概况（1947年5月办理）资料来源：《据呈送省立浮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失学民众调查表成人班及妇女班学生姓名表乞
表3 浮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妇女班成员概况（1947年5月办理）资料来源：《据呈送省立浮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失学民众调查表成人班及妇女班学生姓名表乞鉴核等情指令知照》（1948年），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88－0042。姓名 年龄 职业 姓名 年龄 职业 姓名 年龄 职业刘香妹 26 家事 丁英德 26 家事 梁天娥 23同刘赛菊 26 同 陈茶香 29 同 祝赵姣 23同曹香妹 27 同 张凤仙 32 同 祝菊花 26同聂镇香 20 同 邹朱英 26 同 余春兰 26同杜矮子 29 同 陈美珍 18 同 余玉贞 16同陈荷英 32 同 黄兰兰 24 同 赵年花 25同罗徐娇 24 同 王爱姣 26 同 洪冬香 17同张兰香 32 同 周梅 20 同 吴雪梅 20同熊金妹 28 同 徐先进 25 同 黄美英 30同陈前英 28 同 蒋金花 30 同 张梅贞 30同陆彩珍 36 同 马秋香 20 同 邹水香 22同潘金莲 21同合计 共34人，年龄分布为20岁以下3人，20～29岁24人，30～40岁7人
上述情况表明，绝大多数参与社会教育的农村妇女是从事农业即家事的，且为年轻人。妇女班的学习一方面有妇女自身尤其是年轻女性对文化的需求，另一方面还有政府的强力实施。妇女班的学习比较客观地说明了，部分农村妇女已获得了不一样的文化空间，有了接触外面世界的一个新窗口。
更为重要的是，有限参与社会教育的妇女也在这种新文化的接受过程中享受到难得的身心愉悦。妇女班的老师这样描述她们：
妇女识字班是妇女的俱乐部……地方上有少数守旧家庭的媳妇、女儿在家长的虚荣心下也就踊跃地能来妇女班读书，一般整天底在家长严威下生活的青年妯娌姑嫂们忽然来到说笑自由的天地，哪有不感到愉快的呢！她们每到识字班时便谈笑不止，甚至在老师上课时，也还要交头接耳的偷偷的谈着，因此妇女班无形中已成了她们的俱乐部。［14］（P29-30）
从其描述，可以生动再现这些妇女在新式文化活动中的轻松和愉悦，凸显了她们突破原有单调生活的喜悦之情。这种情况非常真实地表明，新式文化的传播是改变农村妇女传统文化结构的一大契机，也是改变她们活动空间的重要方法。与此同时，必须强调妇女参与社会教育的有限性，即只有少数的农村妇女有了新的文化体验。这方面的评论由推行农村社会改良的人士来说较为中肯。农村妇女工作者徐幼之，对妇女教育的低落和妇女对参加社会教育的冷漠有着切身的感受。当询问这些不识字的妇女为何不来她们办的妇女班时，妇女们直白地告诉她“学不会，不会学，没有时间”。根据徐幼之的考察，这些妇女的日常生活“就是烧饭，育儿，看守门户，有时候出外捡柴，拾猪饲。农忙时帮着男人晒谷，晒烟叶”。她甚至讲了强迫招生的窘境，即 “当保甲长带我们到各家去招生的时候，有些房屋锁了，人不在家。有些完全拒绝”。因为生活方式一成不变，所以她们不感觉需要学习新文化［15］（P33-36）。简言之，农村妇女由于长期生活在固定空间，没有感觉学习文化的必要性。这种生活的限制和眼界的短浅，束缚了大多数妇女，使她们安于现状，不愿意作出新的改变。
（二）其他新的文艺方式渐入农村妇女的生活
民国二三十年代，西方文艺在中国广泛传播，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较为流行。在发散性的影响之下，江西等地农村对西方文艺有了少量的直接体认，在妇女中间有了一些追随者。
新型家庭聚会。以茶会、聚餐为表现形式的文化聚会在民国时期较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不少知识分子把这种文化活动形式带到了农村，冲击并影响着农村妇女的生活和思想。1926年1月31日，乡村女教员俞子夷在其日记中真实记载了她邀请十多个农家妇女和两个男士一起举行家庭聚餐的情况。这两个男士，一个是在乡村中素有名望的学董刘先生，另一个是女教员的大哥，同时也是一位老师。也就是说，这次聚餐具有一定的文化交流性质。男女聚餐对农村妇女的思想冲击很大。在农村妇女看来，男女同席这样的家庭聚会是新鲜的，也是陌生的，同时又是忐忑的。她们不安地对女教员的母亲说：
你们破例，路头日（一种旧历节日——引者注）便接了我们许多赔钱货，究竟你们新法，这种忌讳多不拘了。有人说：“拘不拘忌讳，实在也没有什么关系。就看你们，讲了新法，不拘忌讳，比别人家发达得多。”有一个说：“他们小姐做女教员，仿佛是从前的女秀才女状元一样，将来或者还要做女总统。女人也要当道了，自然不能再有忌讳了。”［16］（P8-9）
文章来源：《文艺生活》 网址: http://www.wyshzzs.cn/qikandaodu/2020/0713/3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