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绽放文艺繁花(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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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些歌曲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初期音乐创作人才较少的情况下，苏区文艺工作者很快探索出用民谣、山歌旧曲填新词的创作方法。 在庆

这些歌曲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初期音乐创作人才较少的情况下，苏区文艺工作者很快探索出用民谣、山歌旧曲填新词的创作方法。

在庆祝二苏大胜利召开的晚会上，瑞金云集区的文艺工作者唱了几首歌，观众都说很好听。时任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瞿秋白了解到，这些曲子都是用江西苏区最流行的《竹片歌》《砍柴歌》《十骂反革命歌》等曲调，填上新词创作而成的，他就对李伯钊等人说，“没有人写谱就用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

一时间，民歌曲子配革命内容的创作方式被广泛使用，大量赣南传统经典民歌，经由歌词转换迅速衍生成《打铁唔怕火星烧》《十劝亲郎革命歌》《十二月妇女苦》等红色歌谣。它们或控诉黑暗的旧社会，或鼓励工农闹革命，或扩红支前拥护苏维埃政权，或号召群众积极参加春耕、妇女解放及各类活动，成为时代的记录。

如何让苏区歌谣真正走入群众的心坎?瞿秋白提出要发掘民间山歌手，让他们带头唱。经常为苏区的戏剧学校教职员上课的瞿秋白发现学员刘秀章是一位优秀的山歌手，她经常唱“哎呀嘞”起调的兴国山歌，很受学员们喜爱。于是，每次上完课瞿秋白都会说，“隔两天我再来听‘哎呀嘞'的兴国山歌”，以此鼓励大家向她学习，之后又推荐她加入中央苏维埃剧团，让她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特长。在瞿秋白的引导下，谢昌宝、曾子贞、谢水莲等兴国干部群众纷纷加入歌唱队伍，红色歌谣在群众中逐渐生根发芽。

为了让苏区歌谣更加通俗易懂，易于传播，苏区文艺工作者将大量客家方言、口语、俗语等融入歌曲中。如《革命时调》中“苛捐杂税货架高，郎打背公我心焦”中“打背公”就是客家话，是“手头拮据”“经济困难”的意思。通俗易懂的歌词，亲切的歌声，拉近了苏区干群的距离。

多方面的努力让红色歌谣在苏区有了惊人的传播效果，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提到，“苏区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唱各种革命歌曲。从3岁小孩，到80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拥护苏维埃及共产党的主张”。在反“围剿”斗争中，兴国妇女山歌队甚至以唱山歌的形式让一个班的白军投诚到红军中。

对于苏区红色歌谣把革命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民众新的精神面貌作为“新酒”，灌入传统民谣、山歌等“旧瓶”之中这种创作方法，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庞振宇认为，“这不仅让数百年来固封于传统社会的江西民谣、山歌等绽放出时代的光彩，也让苏区红色文艺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找到了着力的支点”。同时，他还表示“尽管苏区红色歌谣在艺术形式上还不成熟，但是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歌曲创作与之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动态过程，并且对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歌曲创作也有开辟之功”。

美工刀笔描绘的“苏维埃”

苏区文艺工作者还用画笔、工笔刀创作出了许多惊艳时光的美术工艺作品，用线条勾勒出了共和国最初的模样。

勾勒一个新生政权的形象，首先就是要设计出符合其精神风貌的国旗国徽。这项工作由苏区美术工作者集体创作完成，并在1934年1月召开的二苏大上被明确，“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国徽为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镰刀、锤子、谷穗、地球这些象征着革命、群众、信仰的意象被纳入其中，彰显了苏维埃共和国最重要的特征。

除了国旗国徽，商业发展、信息交通中必不可少的货币、票证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1932年春，当时，中央苏区开辟不久，市场上用的还是国民党的钞票。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搞垮苏区，在派兵进攻的同时，还派了一些特务进来，带着钞票破坏市场。因此，为了整顿金融市场，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找来擅长绘画的黄亚光设计苏区货币。黄亚光回忆，“我来到苏区的第一件事就是设计纸币”。虽然黄亚光来到苏区时间不长，但赣南传统美术艺术却让他印象深刻。于是，他将梅花、珠链等典型的赣南客家传统纹饰与镰刀、麦穗、地球等象征苏维埃政权的图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使整个票面在方寸之间彰显了传统与现代的时空交错，充满着客家传统民间绘画的艺术美，又鲜明地体现出苏维埃政权的特征。

文章来源：《文艺生活》 网址: http://www.wyshzzs.cn/zonghexinwen/2021/1106/18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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