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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片:从小众文艺到市场新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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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就要求亲情片的宣发,不能是一味苦情的、充满负面情绪的、带着说教意味的。 《小红花》和《李焕英》都不是传统贺岁片,甚至故事内核是悲剧,选
这就要求亲情片的宣发,不能是一味苦情的、充满负面情绪的、带着说教意味的。
《小红花》和《李焕英》都不是传统贺岁片,甚至故事内核是悲剧,选了迎新贺岁的档期,营销做得好,反而在万家团圆时,用家人之间的温情互动,唤起人们对家人的关爱和理解。
《关于我妈的一切》营销恰恰踩在雷点上。
它既沿袭了过去带有宣教意味的电影,直白弘扬父爱母爱的那套说辞,又全押宝到苦哈哈难调和的家庭关系以及难想象和面对的亲人死亡上。
选在中秋这种但愿人长久的大团圆日子上映,观众看了宣传物料先入为主了——又是绝症又是吵架的,哪壶不开提哪壶。
一旦贴上败心情、不应景的情绪标签,任你电影内容有多好,口碑都会难以撼动票房。
02
找准情绪点是关键
《我的姐姐》之所以成功,播出后由电影内容引发的女性主义话题的发酵,功不可没。
电影本身是小体量文艺片,留给宣发的费用不多,相比一般商业片提前3个月开始造势,《我的姐姐》上映前1个月才首次放出花絮,而且还是捆绑张子枫吴磊主演的另一部青春片《再见,少年》一起营销的。
电影中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在究竟要不要做「扶弟魔」中摇摆,开放式结局引起巨大争议。
小众文艺片被放到大众关注的议题里,虽然产生了许多与影片内容并不强相关的意识形态讨论,但它切中的大众情绪,确确实实让电影票房超过了预期。
客观讲,社交网络的争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电影本身的伤害,但反思的同时,用找准时代情绪的打法去营销,又值得其他亲情片借鉴。
《关于我妈的一切》里,其实有许多切中时代情绪的点值得用来造势。
比如电影最开始,观众跟随女儿带着抵触情绪的视角认识母亲,随着故事发展,母亲的形象渐渐由孩子的妈妈、丈夫的妻子、婆婆的儿媳、弟弟的姐姐,剥落成一个「年轻过、有理想」的优秀女生季佩珍。
在理想和家庭之间,季佩珍自主选择了家庭。
影片没渲染「女性为家庭放弃事业」的伟大,但季佩珍对南极的向往给女儿指了一条新的职业路,既有母亲一直是明灯的意味在,也是孩子完成母亲梦想。
算得上一种代际之间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双向奔赴。
这个点对普遍存在沟通困难的中国家庭而言,其实是一种抚慰。如果营销诸如「中秋团圆日,通过《关于我妈的一切》了解妈妈的理想」,想必观众抵触情绪,就不会那么重。
这种叙事虽然也老套,但它弱化了生离死别上的苦,和解是抚慰。
再比如女儿李小美北漂做社畜。
区别于传统影视剧里「北漂」的原因是追寻理想,李小美离开青岛去北京,不是为了理想、爱好、赚钱,单纯是因为在家里要面对母亲殷切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对她来说是极大的压力。
宁愿在外低三下四,也不要回家面对鸡零狗碎失去自由。
在外做没有梦想得过且过的咸鱼,回家短暂表现出「别人家孩子」的光鲜样子,这也是新一代一线城市打工人的群像之一。
以此做初期营销,博得年轻人关注,对《关于我妈的一切》而言,或许是破圈机会。
亲情作为人人都有的体验,放在商业片范畴里,既要让观众共情,也要给观众提供对人物所在群体的凝视和想象。
比起故事重复老套,怕的是观众被所谓沉重生死/家庭吓到,根本不走进电影院。
03
类型混装让故事保新意
即使《关于我妈的一切》票房不似预期,但行业初期对它乐观的市场预测,依旧说明了一个趋势:电影市场化20余年,根植于中国人心中最深处的亲情,在今年终于在电影市场开始被青睐。
亲情片,终于不再全是明灭在小众群体中的,对家庭代际时代症候的反思追问。也不是被当作意识形态强硬输出「感恩」的工具。
它在明面上被拿出来探讨,一定限度上揭开家庭的疮疤,然后与大众一起观赏和解的过程。
文章来源:《文艺生活》 网址: http://www.wyshzzs.cn/zonghexinwen/2021/0927/17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