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盲人文艺的型态及演变寻踪*(3)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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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基于听觉经验建立的东方审美价值取向 视觉中心主义的确立，决定了缺失这一感官经验前提的盲人，只能依托其他官能经验去感知世界与进行表达

（三）基于听觉经验建立的东方审美价值取向

视觉中心主义的确立，决定了缺失这一感官经验前提的盲人，只能依托其他官能经验去感知世界与进行表达。而在听觉层面上所特有的敏感性，又令盲人得以通过辨识声音、建立听觉经验系统，而实现自身对个体生命、社会生活以及世界的审美表达，彰显自我的价值理念。与经由观看客观实体积累认知的视觉经验相比，盲人艺人则借助听觉感知去形成经验。这种脱离了观看对象实体所在、完全凭借自身所获取到声音信息进行图式建构的形式，则更能因其“目不得见而耳闻微著”这一独特的经验获取途径，展开对于其所“未见的世界”的丰富想象。这种想象转化为以说唱为核心的艺术表达，则又具有了与视觉美感截然不同的韵律感、节拍感，这种感官经验虽然“不可见”，却同样具备了表意的功能，且相比文字、图片以及影像，其更加具备那种能够直接激发听众情绪波动、情感共振的共情作用，以一种或酣畅淋漓、回环跃动的欢畅，或百转千回、如泣如诉的悲怆，或荡气回肠、跌宕起伏的壮丽，去言说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内敛、灵动、求新的美学精神与文化价值，以自强、超脱、鲜活、睿智的态度面对生命与生活，充分显现出东方世界人文场域中的“灵晕”特质，以此去明确标识文化身份。[4]

三、我国盲人文艺的型态

（一）街头单一型的说唱

“听律修声、诵诗传唱、抚弦琴瑟、讽谏说唱”等表演形式，构成了我国古代盲人乐官体系在“歌艺”层面上的主体。其中，“诵诗传唱”与“讽谏说唱”这两大类别，更是成为盲人成为乐师乃至乐官的基础所在。其实早在先秦的盲人乐官制度崩解之前，即有盲人艺人穿行于民间社会，成为“说唱”这一盲人文艺的展示者与传播者。而随着盲人乐官制度的消亡，大量盲人乐师流落民间，为了维持生存，其开始模仿民间所流行的盲人艺人的说唱手法进行表演，借助笙、箫、阮、笛、鼓等器乐进行伴奏，逐步令说唱成为街头艺术的重要样式。需要指出的是，在两汉以后及至北宋以前，“说唱”这一相对简单、固定的表演，构成了盲人文艺街头艺术的核心手段。不少具备高超记忆能力、歌咏技艺的盲人艺人，可以单独进行“说”与“唱”，即以叙述与歌唱两种形式交叉表达，而不借助过多的乐器演奏，要求复现“歌咏”这一古老表演的原初意蕴。于是，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那种单向度、固定的个人说唱，也就成为了盲人文艺流转于街头的主要形式，一度使“盲者之乐”与之建立了等同关系。

（二）街头说唱与演奏的结合

进入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南宋至明清，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区域性大都会之中，诸如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地，率先产生了有别于农民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市民阶层。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从经济、文化和消费意义上催生出了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即由手工业与工业引发的生产变革与生活变迁，原有的依赖农事的谋生方式被更为多样化的劳动途径所取代，使得追求物质之外的精神享受与愉悦，开始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正是在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的封建社会的后期，盲人文艺也进入了其在我国历史最为鼎盛的发展阶段。随着大量说唱技巧的积累、盲人艺人群体的不断壮大、流派分支的形成，其内部自身要求革新的呼声也开始显现，加上市民阶层要求获取新奇体验的消费需求持续高涨，于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说唱”迅速与“演奏”完成整合：即盲人艺人不再只是单独进行兼顾叙述、歌咏的说唱，而是或由自己弹奏，或由他人演奏，共同完成全新的街头表演。“说唱”与“演奏”二者通过互为衬托、彼此彰显各自的韵味，使盲人文艺脱离了以说唱为基础表达形式的单一性，完成了与乐器弹奏相得益彰的融合。

（三）舞台综合型表演

与流动性的街头献唱相比，舞台表演更为侧重在一种封闭的、固定的空间内进行更大规模、更为长期的表演。明朝中后期以来，“南戏”“昆曲”等衍生自民间的戏曲先后主导我国南方舞台艺术的发展潮流。在舞台之上进行表演，不仅成为了“南戏”“昆曲”的基本表征，而且也标志着我国民间戏曲趋于成熟、开始演变为一种行业。而盲人文艺在明清时期的蓬勃发展，也以转入舞台化表演作为其标识。通过搭建规整的舞台，由盲人艺人定期登台表演，观众支付金钱以观赏，渐次建立起了所谓的盲人文艺消费文化。这种以舞台为展示空间的艺术表达，也为大量具备高超的艺术天赋与才情的盲人，提供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与生活理想的途径，催生出数量众多的盲人艺术家。其中，到了近代我国的民国时期，更是出现了以“瞎子阿炳”为代表的极具传奇色彩的民间盲人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盲人文艺进入大众主流视野，并在艺术史上赢得了应有的位置。[5]而也正是进入近代，一方面，戏曲等舞台表演形式不时吸收盲人乐师加入，从事打鼓、拉胡琴、弹琵琶、吹笛子等乐器伴奏工作；另一方面，盲人文艺的舞台表演有的也建立起了集“说唱”“演奏”“舞蹈”等为一体的综合形态，这不仅是对我国古代民间艺术“诗”“乐”“舞”合一的传统的承续，而且也令盲人艺术得以与追求多样化、差异性的现代艺术的消费趣味充分对接，由此驱动着其自我更新。

文章来源：《文艺生活》 网址: http://www.wyshzzs.cn/qikandaodu/2021/0113/10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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