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盲人文艺的型态及演变寻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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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优化对于盲人文艺资源的开发、经营及管理 一方面，要秉持“保护为先、科学开发、多元经营以及高效管理”的方针，对现有的盲人文艺资源进行

（三）优化对于盲人文艺资源的开发、经营及管理

一方面，要秉持“保护为先、科学开发、多元经营以及高效管理”的方针，对现有的盲人文艺资源进行摸底，依据其自身所具备的文化属性，进行分类与登记，将优质的盲人文艺资源进行集中保护，依据市场动态需求，针对性地进行开发，通过输出衍生品的形式，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借助规范化、专业化以及产业化的运作途径，逐步融入到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应对盲人文艺资源进行集约化的管理，通过打造以盲人说唱、歌舞、演奏为主题的文化产品系列，形成一种独特的民间传统文化景观，借助各类文化创意主题园区、民间曲艺精粹推广平台、传统人文艺术孵化载体等，进一步对盲人文艺资源进行科学统筹、精准定位以及深入挖掘，围绕传承、变革、多元等中心导向，稳步推进差异化的项目运营范式，逐渐形成自主创新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盲人文艺不断提升吸引力。

（四）围绕盲人文艺社会化助推盲人文艺传播

其一，要提升盲人文艺在社会公众视野之中的层级与频率，将之作为传统优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社会化推广，以定期公开展演的方式，使城乡居民都能多次接触这一民间艺术，逐步改变轻视的态度，切实感受其人文魅力，从而重建对于这一小众艺术的基本认知；其二，利用包括微博、微信、社交平台等多种新媒体进行跨媒介传播，组织、开展各类线上的文娱活动，围绕展示、传承、创新盲人文艺这一主题，鼓励参与民众进行心得交流与分享，促使相关管理机构能够及时通过民众的反馈，对现有的发展范式进行优化与创新；其三，推动盲人文艺融入公众生活场域，尤其是可以借助在街区这一基本的社群单元之内进行长期展演，同时建立相对应的文化教育机制，不断根据受众的反馈而引入更为新颖的传播形式、内容以及渠道，促使盲人文艺能够保持传统人文特质，又能对接当下的主流社会文化语境，由此激励民众自觉承担保护、传播这一民族文化精粹的责任与使命。

[1]卫才华.太行山说书人的社会互动与文艺实践——以山西陵川盲人曲艺队为例[J].民族艺术,2016(4)：74-87.

[2]连赞.论古代残疾人的音乐教育[J].艺术百家,2011(S2)：383-385.

[3]谢飞.歌唱何以令人感动?[J].人民音乐,2015(6)：42-44.

[4]曹洋.春秋时期盲人音乐家师旷的造诣与才华[J].兰台世界,2011(23)：61-62.

[5]段志敏,于大海.从《千古绝唱·二泉映月》重温阿炳的艺术意境[J].出版广角,2013(2)：80-81.

盲人文艺虽是文艺中的一个小众门类，但却源远流长。盲人由于视觉的缺失，好多生产活动不能进行，往往通过说唱或乐器演奏等文艺形式来谋生。从历史演进的维度看，盲人文艺的源流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宫廷礼仪活动，其后在秦汉时代呈现出了存留宫廷与府宅、辗转民间社会等两种态势，前者成为统治阶层的享乐工具，后者则是盲人谋生的重要方式。盲人无视觉这一生理缺陷，由于生理补偿机制的作用，较之常人，好多盲人的听觉更加灵敏，记忆力更强，思维速度更快，可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获取声音、发出声音，据此展开对于“不可见的世界”的想象，这就使说唱成为了盲人进行表达乃至艺术呈现的核心形式，乐器演奏大多为说唱伴奏的形式出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盲人文艺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多样的型态演变，渐次形成结构庞大、分支繁多的说唱艺术体系，其不仅彰显着中华民族文化母体之中的东方美学意蕴与生存价值，而且也经由对我国本土之外的“他者艺术”的吸纳，不断推动盲人文艺这一特殊艺术样式的多元化演变，从而生成了能够标识自身社群文化身份、表达弱势群体诉求的艺术形态。[1]在如今艺术娱乐化、生活商品化的消费主义时代，盲人文艺因其较难满足大众文化追求快感刺激需求的特质，生存空间变窄，显现出了传统文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基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优化文化产业模式的目标，我们要重新启用盲人文艺这一文化遗产，发掘其价值，通过制度保障、市场开发、宣传推广等多种途径，去传承这一民族艺术精粹，从而获得盲人就业、盲人文艺传承和传统文化弘扬，这一举三得之效。一、盲人文艺生成条件分析（一）盲人文艺的生成基于盲人求生的需要与特殊技能视觉的丧失，导致盲人难以通过辨识客体对象的图像、色彩、形状等表征，去建立对于自身、社会以及社会的视觉经验，只能依赖于听觉系统去形成感知。在视觉中心主义占据人类社会表意话语权的前提之下，失去视觉能力的盲人，无疑并不具备正确、熟练使用工具从事劳动的基础条件。而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盲人群体又必须获取自身对应的社会身份、掌握一定的技能，从而才能获得维持生活的物质保障。在无法通过视觉进行高强度劳动、直接参与社会生产与实践的背景之下，一些具有敏锐的听觉感知能力、演唱天赋以及艺术表达冲动的盲人，逐渐意识到同样可以借助听觉经验，尤其是以说唱形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思考，去形成一种艺术性的语言呈现，使在劳动之余的听众观赏其表演而获得审美愉悦，继而取得观众所支付的相应的报酬。因此，以说唱为核心的盲人文艺，也就确立了“听觉”这一感官体验在其艺术表达之中的主导地位，演变为其赖以谋生的生存技能。（二）盲人文艺的长期流传基于社会底层民众对于廉价文艺的需求在乡土社会的消费空间之中，诸如被冠以“草台班子”的流动性的民间演艺组织及其所呈现的艺术样式、风格，往往成为底层民众排解生存压力、调剂心绪、实现快感释放的重要对象与方式。而在穿行于城市与乡村过渡地带内的民间演艺团体中，盲人这一群体又因其独有的表演样式，与拥有正常的视听能力的表演者形成了区隔与对比，其通过说唱这种简单而又可以直抒胸臆的表达形式，充分显现出了处于主流社会视野之外的“盲人”所能展示的艺术才情，那种虽然无法使用视觉观看世界，但却能以言说与歌唱传递自身对于世界的想象与感知的呈现，则又以强烈的新奇感的释放，而激发着观众试图探索这一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生存世界的猎奇欲。此外，从消费的角度看，观看盲人表演的费用并不昂贵，又能获取感官愉悦。因此，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底层民众对于廉价文艺的消费需求，盲人文艺也就具备了在乡村空间长期留存的消费基础，并由此也能够在乡土文化的浸润之中，不断进行艺术创作和更新。（三）贫困是盲人文艺壮大的社会条件与拥有正常的视觉感知能力的个体相比，盲人自身在视觉感官层面上的生理机能残缺，致使其无法有效介入到主流社会的生产、生活系统之中，大部分只能依靠从事曲艺活动、简单协助生产实践等固定途径去获取生活所需的物质。在建设国家的历史长河中，自然灾害等频繁发生，不断冲击与毁坏着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基础，导致大量人口离散与流动，由此大量贫困人口，很多人流离失所。盲人由于缺少视觉，无疑更容易受到冲击。而为了在贫困漂泊中获得生存机会，盲人群体开始意识到提升自身技艺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尝试通过改进、创新既有的说唱艺术，以更具艺术难度与更高观赏性的呈现，去表达自身经历的情感意蕴以及对生活、生命的省思，从而引发观看者的共情，构建一种“无声对话”的精神互动情境，以此去增强对于观众的吸引力。[2]而随着技艺提升所获取的经济收益的增加，通过文艺活动来谋生，也被越来越多的盲人所认可，继而也令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组织愈发壮大。（四）社会的安定和富裕使盲人文艺失去了基本动力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进入当代以来，稳定的政治结构与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都为文化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盲人因为通过国家救济就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资料，失去了生存的压力，通过刻苦学艺，以文艺求生的动力自然就大大削弱了。同时，与社会的安定、富裕同时到来的，又是巨大的“文化主体中空化”问题与“精神沙化”危机，人们开始被商品所裹挟，逐渐陷入了由“空洞的符号与景观”所构筑的消费世界之中，社会生活的娱乐化与商品化、精神的扁平化与缺乏深度，令狂欢开始具备了所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这一背景之下，根植于乡土社会基体的盲人文艺，也因其自身所携带的“民间文化意味”，被消费主义的资本逻辑刻意塑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反而导致其开始偏离与丧失原本质朴、纯粹民间艺术身份与传统文化底蕴，快速沾染上过度娱乐化气息，最终可能会沦为机械复制的流水线商品。所以，当盲人文艺脱离了孕育、喂养其成长的文化母体，一味迎合消费社会的大众趣味，遮蔽自身的文化特质与身份，可以预见的即是这一为数不多的民间传统艺术的彻底沦亡。（五）现代技术为盲人文艺的传承提供了有利条件艺术的显现与发展，需要得到媒介的保存与传播。盲人文艺作为小众的文艺，无疑更需扩展流播途径，方能延续其生命力。而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技术，则通过效率的持续提升，为盲人文艺的传承创造了极为便捷的条件。无论是汽车、摩托车、电动车等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普及提高了产品的流通效率，抑或是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所建立的信息网络促进了数据的高效分享，都令需穿行于不同空间进行表演的盲人文艺，可以突破时空的物理限制，依据市场动态调整其演艺的时间、地点以及形式，使更多的潜在受众以更短的成本消耗观赏到盲人文艺表演。对于观众而言，人们也可以不必进入特定的物理空间内部，诸如乡村与城市的广场、街区、礼堂等，去观赏盲人表演，而是可以通过电视、计算机、手机、平板等媒介，即可观看、评论与传播关于盲人文艺的图文抑或音视频，以及时下最为流行的真人直播。依托现代技术所建立的表演形态，无疑在传播意义上、不断降低着盲人文艺的流通成本，同时，更为多样化的媒介，也为盲人文艺培养自己的粉丝社群文化，搭建了可供自由选择的平台。这都为盲人文艺在当下的传承与拓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二、我国盲人文艺的历史根脉、文化根基与美学神韵（一）盲人乐官制度的传统遗留与民间转移从甲骨文、鼎文的记录来看，早在商朝中期，盲人乐师作为统治者的“佐臣”的政治身份已然被确立。如在《礼记?礼运》之中，就有“瞽、卜、侑者，王之辅弼也”的描述。而“瞽”即是“盲人”的书面表述。在西周早期，盲者开始更为频繁地参与到宫廷礼仪等社会活动之中，其通过言说怪诞又似乎深邃的话语，为君主权力的合法化，蕴含着超验性的绝对崇拜意识，协助统治者对民众进行思想诱导，由此也获得了一定的政治特权，渐次演变为一种官职。而在艺术维度上，宫廷盲人乐官也充当了社会上层人士的娱乐工具。《周礼?春官》盲人乐官不仅承担着“司仪”与“代王号令”的职务，而且也要发挥其“诵诗”，即歌咏的作用，“以娱君王”。而随着盲人乐官制度在进入春秋之后到渐次崩解，及至在西汉之后的彻底消亡，大量盲人乐师开始流落民间，成为流浪艺人，而由乐官制度所形成的“听律修声、诵诗传唱、宫廷礼仪登歌、抚弦琴瑟、讽谏说唱”等的传统，也被保存并显现在这一群体的表演之中，从而为这一文艺的彻底民间化，奠定了技艺基础。[3]（二）族群生存理念、生活趣味的诗化演绎生理上的残缺、难以标识自身的社会身份与位置，在很大程度影响了盲人艺人的生存理念以及生活趣味。以说唱为核心的艺术表演，在为盲人提供谋生收益的同时，也通过抒情的形式，对个体生命、世界万物产生了更为深切的体认与觉解，从而也坚韧、达观、超脱的态度与姿态去介入现实，借助说唱的声音表达，去补缺自身在视觉层面上的残破，由此渐次生成了诗性的美感与诗意的飞扬：即对于生存与生活的表达，可以采用声音的韵律与节奏这一显性的诗歌语言表征来呈现，从而完成浅层的美学意蕴释放，而深层的美学意蕴，则是那种虽然显得“含糊不清”“朦胧多义”的“意指”。这种“意指”通过以能够激发心灵共鸣的“难以言说的情感愉悦”的表达，在审美意义上实现了对于声音意涵本身的超越：即其不再是单一的响动的物象，而是成为了意象与意象群。这种“情感愉悦”既可以是具备优美感的轻快和欢欣，又可以携带崇高感的瑰丽，二者交错呈现，共同演绎着盲人群体以艺术理念感知生命与世界的心灵咏唱。对于观众而言，盲人艺人所表演的说唱，也可以令其作为镜像，观照出自我的心绪、情感以及思想，体悟那咏叹之中所传达的根植大地、祛除蒙蔽、寻求本真等的哲学维度上的生存意义，引导其去发现与感受生活之中的趣味，排解那些“烦”与“畏”，以体验诗性之美去重新理解生存与生活的价值。（三）基于听觉经验建立的东方审美价值取向视觉中心主义的确立，决定了缺失这一感官经验前提的盲人，只能依托其他官能经验去感知世界与进行表达。而在听觉层面上所特有的敏感性，又令盲人得以通过辨识声音、建立听觉经验系统，而实现自身对个体生命、社会生活以及世界的审美表达，彰显自我的价值理念。与经由观看客观实体积累认知的视觉经验相比，盲人艺人则借助听觉感知去形成经验。这种脱离了观看对象实体所在、完全凭借自身所获取到声音信息进行图式建构的形式，则更能因其“目不得见而耳闻微著”这一独特的经验获取途径，展开对于其所“未见的世界”的丰富想象。这种想象转化为以说唱为核心的艺术表达，则又具有了与视觉美感截然不同的韵律感、节拍感，这种感官经验虽然“不可见”，却同样具备了表意的功能，且相比文字、图片以及影像，其更加具备那种能够直接激发听众情绪波动、情感共振的共情作用，以一种或酣畅淋漓、回环跃动的欢畅，或百转千回、如泣如诉的悲怆，或荡气回肠、跌宕起伏的壮丽，去言说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内敛、灵动、求新的美学精神与文化价值，以自强、超脱、鲜活、睿智的态度面对生命与生活，充分显现出东方世界人文场域中的“灵晕”特质，以此去明确标识文化身份。[4]三、我国盲人文艺的型态（一）街头单一型的说唱“听律修声、诵诗传唱、抚弦琴瑟、讽谏说唱”等表演形式，构成了我国古代盲人乐官体系在“歌艺”层面上的主体。其中，“诵诗传唱”与“讽谏说唱”这两大类别，更是成为盲人成为乐师乃至乐官的基础所在。其实早在先秦的盲人乐官制度崩解之前，即有盲人艺人穿行于民间社会，成为“说唱”这一盲人文艺的展示者与传播者。而随着盲人乐官制度的消亡，大量盲人乐师流落民间，为了维持生存，其开始模仿民间所流行的盲人艺人的说唱手法进行表演，借助笙、箫、阮、笛、鼓等器乐进行伴奏，逐步令说唱成为街头艺术的重要样式。需要指出的是，在两汉以后及至北宋以前，“说唱”这一相对简单、固定的表演，构成了盲人文艺街头艺术的核心手段。不少具备高超记忆能力、歌咏技艺的盲人艺人，可以单独进行“说”与“唱”，即以叙述与歌唱两种形式交叉表达，而不借助过多的乐器演奏，要求复现“歌咏”这一古老表演的原初意蕴。于是，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那种单向度、固定的个人说唱，也就成为了盲人文艺流转于街头的主要形式，一度使“盲者之乐”与之建立了等同关系。（二）街头说唱与演奏的结合进入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南宋至明清，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区域性大都会之中，诸如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地，率先产生了有别于农民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市民阶层。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从经济、文化和消费意义上催生出了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即由手工业与工业引发的生产变革与生活变迁，原有的依赖农事的谋生方式被更为多样化的劳动途径所取代，使得追求物质之外的精神享受与愉悦，开始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正是在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的封建社会的后期，盲人文艺也进入了其在我国历史最为鼎盛的发展阶段。随着大量说唱技巧的积累、盲人艺人群体的不断壮大、流派分支的形成，其内部自身要求革新的呼声也开始显现，加上市民阶层要求获取新奇体验的消费需求持续高涨，于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说唱”迅速与“演奏”完成整合：即盲人艺人不再只是单独进行兼顾叙述、歌咏的说唱，而是或由自己弹奏，或由他人演奏，共同完成全新的街头表演。“说唱”与“演奏”二者通过互为衬托、彼此彰显各自的韵味，使盲人文艺脱离了以说唱为基础表达形式的单一性，完成了与乐器弹奏相得益彰的融合。（三）舞台综合型表演与流动性的街头献唱相比，舞台表演更为侧重在一种封闭的、固定的空间内进行更大规模、更为长期的表演。明朝中后期以来，“南戏”“昆曲”等衍生自民间的戏曲先后主导我国南方舞台艺术的发展潮流。在舞台之上进行表演，不仅成为了“南戏”“昆曲”的基本表征，而且也标志着我国民间戏曲趋于成熟、开始演变为一种行业。而盲人文艺在明清时期的蓬勃发展，也以转入舞台化表演作为其标识。通过搭建规整的舞台，由盲人艺人定期登台表演，观众支付金钱以观赏，渐次建立起了所谓的盲人文艺消费文化。这种以舞台为展示空间的艺术表达，也为大量具备高超的艺术天赋与才情的盲人，提供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与生活理想的途径，催生出数量众多的盲人艺术家。其中，到了近代我国的民国时期，更是出现了以“瞎子阿炳”为代表的极具传奇色彩的民间盲人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盲人文艺进入大众主流视野，并在艺术史上赢得了应有的位置。[5]而也正是进入近代，一方面，戏曲等舞台表演形式不时吸收盲人乐师加入，从事打鼓、拉胡琴、弹琵琶、吹笛子等乐器伴奏工作；另一方面，盲人文艺的舞台表演有的也建立起了集“说唱”“演奏”“舞蹈”等为一体的综合形态，这不仅是对我国古代民间艺术“诗”“乐”“舞”合一的传统的承续，而且也令盲人艺术得以与追求多样化、差异性的现代艺术的消费趣味充分对接，由此驱动着其自我更新。四、我国盲人文艺的演变踪迹（一）源头多作为宫廷礼仪中的表演活动文艺与历史不分，高度融合，是我国古代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特有的社会形态与精神文化表征，也是我国艺术生成的母体与根脉之一。从流传至今的古代典籍的记叙来看，文艺活动往往与占卜记事、宫仪舞蹈等活动密切相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史”“诗”以及“乐”可谓同源。而在奴隶社会尚未崩解之前，“瞽人”，即盲人，往往都因其“目不可见而识声”的神秘性而具有了人神沟通的天然合法性。所以，早期的盲人文艺，抑或直接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瞽乐”，其实就是作为宫廷礼仪陪衬的歌唱、舞蹈等表演。其以怪异的，似乎又隐藏着某种哲学思辨意味的表达，呈现出上古时期的先民对于生命、生活以及世界的感受与认知，从而令盲人文艺被赋予了某种超验的意义，激发着观者、听者的好奇心与猎奇欲。（二）形成独立的民间艺术形态盲人文艺的独立，与我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上的复杂演进密不可分。大约自公元11世纪中叶以后，即北宋中期，在东京（今河南开封）、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杭州府（今浙江杭州）等区域中心城市，开始诞生了大量的供市民阶层文化趣味的民间艺人群体。市民文化的快速兴起，催生出了娱乐市场这一消费生态，为农民抑或是城市破产者，提供了更具实用意义的谋生手段，也为盲人文艺经由规模化完成独立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于是，越来越多的盲人艺人开始聚集或流转于当时的各个区域性的大都会，以其说唱、演奏以及舞蹈等多种表演形式，去迎合这些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对于娱乐的需求，通过观众所支付的费用来获取生活所需，同时继续提升表演技艺，以其扩大其市场范围。所以，在这种“生产”“消费”以及“再生产”的链条作用之下，盲人文艺也渐次获取了独立的生命力，并成为独具文化身份的艺术样式。（三）现代则与大众文化消费趣味相对接大众文化作为一个现代概念，直接指代着现代社会文化形态：即一种追求个体性与主体性的文化诉求。如今，我国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也令商品化、市场化以及资本化的认知，迅速介入民众的精神理念之中，催生出了以市民为主体、以现代经验为认识、追求感官愉悦、淡化文化中心性的大众文化。而世俗化、标准化、娱乐性，又成为了大众文化消费趣味的突出表征，即作为大众文化主体的市民，要求获取与其生活内容相契合的、满足主流人群审美需要以及能够令其获取快感的文化产品。因此，在由大众文化所催生的消费社会，盲人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也开始朝向市民趣味，无论是在固定的空间内进行表演，抑或是通过各类新媒体进行拍摄、直播等，都注重以繁多而新奇的技艺去表现这一群体的精神气质，呈现出兼具“身残志坚的正能量”与“搞笑诙谐的娱乐性”的特质，继而也满足了大众对于这一独特群体艺术表达的消费期待。五、我国盲人文艺的当代传承策略（一）以制度保障促进盲人文艺遗产的留存与焕新首先，应当加快建立专项化的统筹管理机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对现有的民间盲人文艺资源进行登记备案，着力保护这一传统文化精粹，落实盲人艺人从业资质审核、培训等政策，对符合条件要求的盲人进行更为合理的引导，培养其从事艺术创作与表演的职业意识；其次，要依据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对登记备案的盲人文艺资源及其从业人员进行经济补助，适当给予相应的款项，保障其基本的生活，通过合理的待遇提升去改善其创作与表演条件，激发这一群体的创新潜力；再次，适时打造规范化、专业性、长效性的培育制度，除了要在资金上给予支持，针对盲人群体的实际需求，去建立师资队伍、引入与聘用专业人才、推广更为新颖的培训模式之外，也要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盲人艺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定期举办各类分享会、训练营等活动，促进盲人艺人围绕技艺创新进行交流与探讨，共同利用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第三方组织提供的平台，合力推动盲人文艺的发展。（二）利用现代技术保存和传播盲人文艺音视资料盲人文艺也需要对接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以及消费社会的发展实际，借助诸如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当前流行度最高的几类技术，对盲人文艺资源进行媒介改造与传播更新，重点围绕音像、图书资源的制作与市场投放，通过打造集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平台，将对盲人文艺资源的保护、改造以及传播进行立体化运作，使业务支撑、内部管理以及产业链服务能够高度对接，共同为盲人文艺资源的完整保留与延续提供充分保障。而在全面使用现代技术进行改造升级的同时，也要适时推进盲人文艺资源在网络化传播维度上的创新，应当充分借助微博、微信以及各类APP进行媒介整合，构建起“融合传播+知识服务新生态”，以更为新颖的形式，使更多的潜在受众，尤其是青年、少年群体能够通过网络接触、了解盲人文艺，进而对我国传统民间艺术实现文化身份的认同。（三）优化对于盲人文艺资源的开发、经营及管理一方面，要秉持“保护为先、科学开发、多元经营以及高效管理”的方针，对现有的盲人文艺资源进行摸底，依据其自身所具备的文化属性，进行分类与登记，将优质的盲人文艺资源进行集中保护，依据市场动态需求，针对性地进行开发，通过输出衍生品的形式，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借助规范化、专业化以及产业化的运作途径，逐步融入到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应对盲人文艺资源进行集约化的管理，通过打造以盲人说唱、歌舞、演奏为主题的文化产品系列，形成一种独特的民间传统文化景观，借助各类文化创意主题园区、民间曲艺精粹推广平台、传统人文艺术孵化载体等，进一步对盲人文艺资源进行科学统筹、精准定位以及深入挖掘，围绕传承、变革、多元等中心导向，稳步推进差异化的项目运营范式，逐渐形成自主创新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盲人文艺不断提升吸引力。（四）围绕盲人文艺社会化助推盲人文艺传播其一，要提升盲人文艺在社会公众视野之中的层级与频率，将之作为传统优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社会化推广，以定期公开展演的方式，使城乡居民都能多次接触这一民间艺术，逐步改变轻视的态度，切实感受其人文魅力，从而重建对于这一小众艺术的基本认知；其二，利用包括微博、微信、社交平台等多种新媒体进行跨媒介传播，组织、开展各类线上的文娱活动，围绕展示、传承、创新盲人文艺这一主题，鼓励参与民众进行心得交流与分享，促使相关管理机构能够及时通过民众的反馈，对现有的发展范式进行优化与创新；其三，推动盲人文艺融入公众生活场域，尤其是可以借助在街区这一基本的社群单元之内进行长期展演，同时建立相对应的文化教育机制，不断根据受众的反馈而引入更为新颖的传播形式、内容以及渠道，促使盲人文艺能够保持传统人文特质，又能对接当下的主流社会文化语境，由此激励民众自觉承担保护、传播这一民族文化精粹的责任与使命。【参考文献】[1]卫才华.太行山说书人的社会互动与文艺实践——以山西陵川盲人曲艺队为例[J].民族艺术,2016(4)：74-87.[2]连赞.论古代残疾人的音乐教育[J].艺术百家,2011(S2)：383-385.[3]谢飞.歌唱何以令人感动?[J].人民音乐,2015(6)：42-44.[4]曹洋.春秋时期盲人音乐家师旷的造诣与才华[J].兰台世界,2011(23)：61-62.[5]段志敏,于大海.从《千古绝唱·二泉映月》重温阿炳的艺术意境[J].出版广角,2013(2)：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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